GDP大国不等同于GDP强国
以美元计，中国二季度GDP超越日本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
这是里程碑，但并不能证明中国已经完成强国富民的目标。
面对大增的GDP，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。GDP总量说明很多问题，有时候什么也说明不了。曾任经合组织经济部主任的麦迪森，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，他出版了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》，对于中国近代以前的GDP有估算。为了尽量减少汇率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对统计真实的经济规模的影响，采取了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，并创造出 “1990年国际元”作为衡量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单位。
按照麦迪森的测算，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，中国在经济上的表现相当出色。从1700年到1820年，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，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.3%增长到32.9%，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.9%增长到36.6%。但是，从清朝初期以后，我国GDP一路下滑，相应的，对于全球的贡献也越来越小，最后成为经济萎缩体。
但中国的人均GDP不占优势。按照另一位研究中国古代GDP的先驱贝洛赫的研究成果，1840年中国人均GDP下降到206美元，同期英国为447美元，法国为310美元，日本为l78美元。麦迪森的估算要乐观得多，按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，中国人均GDP在公元元年和l000年为450美元，1300年~1820年为600美元。但无论如何，人均GDP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。
中国的人均GDP一直是软肋，持续到现在。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早就超过日本，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大约4000美元，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。
中国的GDP增长大多是外延式增长，是人口与投资扩张的结果，农业时代是农耕区的扩张与精耕细作，而在工业时代是投资与产出扩张的结果。如今投资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，拉动一个GDP需要的投资增量数倍于改革之初。打个比方，如同一辆急速行进的大车，靠单个投资引擎驱动，规模与惯性冲力越来越大，所需要的投资量越来越大。
中国GDP增长是数量型经济体主导的结果，在转向质量型经济体的过程中，必须有代表经济质量的数据，提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。
有的代价是不可逆的，比如环境污染、长江源头的沙漠化、黄河源头的水枯竭，还有越来越极端的气候、遭到严重破坏的古迹……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，中国的GDP增长，以强有力的行政权力为先导，以资源枯竭、环境污染与贫富差距为代价，支付了高昂的成本。某些地方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，扣除环境成本、人员安置的成本、毁坏的财富，则经济增长将下降一半以上。
强调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高昂成本与制度转型的困难，不仅可以让我们少一些由片面的数据所养成的虚妄的傲慢，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有利的，还可以彰显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，只有对本国的前途、本国公民的福祉、本国的环境负责的政府，才可能对国际事务负责。凭借这份担当，中国不仅能够引领全球经济的步伐，还能够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。
很不幸的是，从清初开始，中国的经济体量在全球领先，却没有为全球贡献更多的主流文化与科技成果。随着经济萎缩，文化也随之萎缩，伴随农耕文明的是对于先秦典籍钻牛角尖式的解读。在中国重回全球第二之际，中国不仅要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先者，理应以中西方文明的结合，向全球展示中国具有重塑全球文明、为全球文明提供全新动力的能力。
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，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。压力主要表现在汇率、开放度与碳排放。
中国对美的顺差与欧、美的出口战略冲突，人民币汇率会成为贸易摩擦的引线，不时点上火咝咝作响。西方从来没有停止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与政府采购市场的要求；而在极端天气威胁人类生存之际，碳货币总有一天会成为主流。
考虑到所有这些成本，把这些成本公之于众，既是诚信所需，也是降低中国压力、恢复中国经济真实原则上的必须之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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